近日,一则《关于建设全国法院裁判文书库的通知》引发舆论热议。根据《通知》,全国法院裁判文书库拟于明年1月上线运行,支持全国法院干警在四级法院专网查询检索裁判文书。
此举是否意味着裁判文书上网将因此转向?作为全球最大的裁判文书网,中国裁判文书网历经十年扩容,累计公开裁判文书1.4亿余篇,已被视为中国司法改革和司法公开取得的标志性成就之一。
最高人民法院随后回应从未“叫停”过文书上网,并表示决定建设人民法院案例库,案例库建成后将对社会开放,并不是要以库代网、此开彼关。多名律师向南都、N视频记者表示,期待裁判文书网、内部文书库和外部案例库三者并存早日实现;有学者表示,裁判文书上网公开与人民法院案例库建设并行不悖。
2021年起,有律师发现裁判文书数量剧减,2022年,其更加确信了这一判断,“想找近两年的文书,很难找到相符合的”。
近日网上热传的《关于建设全国法院裁判文书库的通知》,更加引起法律工作者们的关注和担忧。
文件显示,全国法院裁判文书库拟于2024 年1月上线运行,支持全国法院干警在四级法院专网查询检索裁判文书。pg电子平台
12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对外发布《关于征集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的公告》,提出决定建设人民法院案例库,将收录经最高人民法院审核认为对类案具有参考示范价值的权威案例。案例库建成后将对社会开放。
其中提到,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建设全国法院裁判文书库,在四级法院专网内汇聚各类裁判文书,该文书库主要着眼于国家和社会治理中司法大数据的分析应用,为制定司法政策、推进司法改革、提出司法建议等提供依据和参考。
针对裁判文书网近年的上网文书数量呈大幅下降趋势问题,该负责人回应称,十年来,随着裁判文书网的文书数量增加、社会关注增多,以及大数据分析技术的飞速发展,存在的不足屡屡被诟病,主要包括使用效果、权利保护、安全风险问题。
据介绍,自2021年以来,优化裁判文书公开机制的工作一直在有序开展,但从未“叫停”过文书上网。最高人民法院按照有关各方的反映、诉求和建议,采取了一些针对性整改措施。
通过严格风险筛查、完善公开标准,每年上网文书数量从2020年的1920万件、2021年的1490万件,降至2022年的1040万件。2023年1月至今,上网文书数量为511万件。
法学博士、云南刘文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文华向南都记者分析道,大家之所以猜测会关闭裁判文书网,是因为近两年裁判文书网新增的裁判文书数量急剧下降,很多已经上网的裁判文书也被下架。“但从网上流传的文件看,其内容只涉及建立内部裁判文书库,并不涉及关闭裁判文书网。”
最高人民法院的回应也提到,人民法院案例库未来将成为裁判文书网在应用和效能上的“升级版”,二者是互为补充、相得益彰的关系,并不是要以库代网、此开彼关。
同时,现在对外公开的裁判文书网会继续发挥应有作用,“裁判文书上网的标准也需要优化、机制还需要规范,相关工作将按照严格依法、稳慎适当、依法监管的原则持续推进。”
2003年,司法部门推出了裁判文书检索系统,用于收集、整理和发布各级法院审判文书,以便公众随时查询,这也成为了裁判文书网的前身。
2013年5月8日至9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广西柳州召开司法公开调研会。会议表示,最高人民法院正在着手依照权威、规范、便捷的原则,建立全国法院规范、统一的裁判文书网——中国裁判文书网。最高人民法院称,裁判文书上网是司法公开的重要一环。
次日,最高法审议通过《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上网公布暂行办法》,明确除法律有特殊规定的以外,生效裁判文书将全部在裁判文书网予以公布。
最高法第一批公布的生效裁判文书,覆盖刑事、民事、行政、赔偿、执行等不同案件类型,以及二审、再审、申请再审等不同审判程序,对类似案件的处理具有指导意义。
“裁判文书网对案件代理具有重大帮助。”刘文华向南都记者介绍,在刑事案件辩护过程中,搜集裁判文书网的相关案例,可以用于支撑相应从轻减轻情节的认定,以及用于支撑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刑罚轻重的辩护观点。
他说,在民事案件代理过程中,遇到疑难案件,一般搜索该案由下的裁判文书,以确定诉讼思路、选择诉讼方向、预判诉讼结果。“律师提交的用于支撑自己观点的类案检索报告,对裁判结果是有影响的。”
北京市炜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郑政昊告诉南都记者,在接受相对陌生领域的案件委托前,自己会把案由、案件关键词输入到裁判文书网进行高级检索,从最高法到案件的管辖法院,分层级、逐个查看相关案例。
“不同法院内部的做法会有所不同,公开文书可以作为不同判决的参考。”郑政昊说,自己会参考公开文书搜集相关材料,也会把搜集到的判例作为参考案例提交,“这是为了提醒法院,最高法院和上级法院对于类案的观点是这样认为的,希望法院可以充分参考我们的意见。”
经过10年扩容,裁判文书网目前累计公开裁判文书1.4亿余篇,被视为中国司法改革和司法公开取得的标志性成就之一。
作为法学研究人员,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周光权从中受益良多。
他举例称,在进行非法采矿罪、串通投标罪、涉人脸识别犯罪的论文写作时,他都从裁判文书网获得不少案例并进行分析,密切关注审判实务的动向,确保法学研究成果能够回应实践需求。
周光权同时提到,上网文书总量固然庞大,但存在检索困难、疑难罕见案件较少等问题,在保护个人信息、个人隐私、国家安全等方面也存在较大风险。因此,裁判文书公开如何优化,是一个很值得仔细研究的问题。
2014年至2019年,裁判文书网每年新增公开的裁判文书数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
从2021年开始,每年新增公开的裁判文书数呈现下降趋势,特别是从2021年到2023年,每年新增公开已降至1000万份左右。2023年1月至今,上网文书数量为511万件。
裁判文书公开数量的锐减与裁判文书上网制度的转向,引发了法学学者的思考与讨论。
郑政昊也向南都记者表示,在刑事案件中,裁判文书网可以帮助律师了解某一地区对某一案件的裁判结果和量刑幅度,裁判文书网公开了审判人员及裁判时间,“可以从中分析出审判人员的裁判观点,以及某个法院在一段时间内的裁判风向如何”。
在中国政法大学国家法律援助研究院教授吴宏耀看来,“建立裁判文书公开制度,具有巨大的边际效应,可以推动大数据司法研究,增强商业主体之间的信任度,也能在企业与司法等的良性互动中探索更多数据效益。”
“裁判文书上网公开与人民法院案例库建设并行不悖。”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陈卫东曾公开表示,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建设人民法院案例库,是保障法律统一适用、裁判尺度统一的重要举措,是确保“同案同判”的重要制度。
“人民法院案例库与裁判文书网二者之间的价值侧重有所不同,前者重在‘案例’,旨在统一法律适用;后者重在‘文书’,旨在促进司法公开。”他说道。
一名从业多年的律师向南都记者分析,裁判文书公开是司法公开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障。“从接受社会公众监督的角度出发,裁判文书覆盖面要足够广,才能有利于社会公众进行监督。只有全社会共同参与,才能发挥司法公开的最大效果。”
“期待裁判文书网、内部文书库和外部案例库三者并存早日实现。”刘文华向南都记者说道。
他认为,裁判文书网可将法定范围内的裁判文书向全社会公开,接受全社会监督,供全社会参考;内部文书库将不上网的文书、法官的内部讨论记录和裁判思路一并向全国法官公开,帮助统一裁判规则,积累和分享裁判经验;案例库将最高法院认可的典型案例和指导案例向全社会公开,为社会提供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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